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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最末端的實務運作來看,不論是團膳業者以中央廚房模式供餐、或是學校老師兼任自辦,都面臨了一個無法逃避的困境:原物料成本的不斷飆升,以及生鮮食材的物價巨幅波動,侵蝕業者利潤的同時,自然就犧牲了學子的營養與健康。

在基改食物的議題上,固然,贊成者認定,基改並無法「證明其有害」,擁護此「無罪推定」立場者,更接近自由主義的思想;但對於小農、島國的台灣,在多數民眾仍無法走出食安陰影,政府仍在建構食安五環機制的當下,加上立法已禁止基改食品進入校園,唯有回歸食農教育的高度,往下拉出一連串的生產面結構的變革、供應鏈的改造,以一種更貼近社會正義的思維,在基改食品無法證明其無害之前,如此體制上的翻轉,方是最好的防火牆。

目前已有不少青農返鄉,不管基於臺北都會討生活的不易,或是繼承年邁父親的家業,如何創造一個「穩定需求面」對這群返鄉青農而言,最為重要。他們更可以接受非慣行農法的耕作,也同樣身為人父人母的同理心,要如何讓這些安全的生鮮食材,進入校園的供應鏈,當然就非個人所能扭轉。有安全的食材,卻沒有穩定的需求端,只會打擊返鄉青農的士氣,更不利食安體系源頭管理的建立。

在台灣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,再向前跨入服務業社會為主的生活型態之下,已經很難再回到過去50、60年代,雙薪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,已無法強求父母幫就學子女準備午餐便當;在食材成本不斷提升下,營養午餐品質低於水平已是事實,能夠讓父母、學子親自看到「餐盒的食材是怎麼來的」,唯有透過食農教育的高度,結合營養午餐供應鏈、生產鏈的「食材在地化」,才是一部活的法令,也是讓民眾可以深刻感受政府施政亮點的政策。